今天接到两个电话,最先是“华仁堂”的小杨(小邓是她师傅),请我八点到她们那里开“联谊会”我事先问清楚啦,本次不卖保健品,否则我是不会去的。后来下午成信堂也打来电话,通知我去领东西(前次得了个“臻尚”收音机(还算不错吧,主要是批准我成为该堂的会员,否则就没有这福利啦,可我说明我已经答应华仁堂去参加她们的联谊会了。因此只好谢绝啦!后来她说给我留着以后再来取。 今天早晨儿子又送来“两菜一汤”还有绿豆稀饭两碗,那汤是分别把肉汤和洗好切好的白菜分开放的,让我们吃的时候再自己煮,真是用心良苦啊!再说我看了老伴同学网名叫“静”的真名我忘啦这篇《扼腕长叹,那被扭曲的人性与人伦》我读后老泪纵横啊! 我先把孙立平教授所写的前言转帖下来:看了两遍。不禁扼腕长叹:那被扭曲的人性与人伦。 首先感叹的是,文中的父子是如何抱憾地走完自己扭曲的人生。人生在世,无论赋予其多么庄严神圣的意义,但实质都不外乎是一个生灵到这世界上走了这么一遭,机会往往只有几十年。轰轰烈烈也罢,默默无闻也罢,人们总是愿意多些幸福,少点痛苦,临终没有大的遗憾。在这其中,亲情,更是人性,是本能。
但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面都扭曲了。父子至死不能相认,无尽的牵挂只能埋藏在心中,最本能的亲情表达被无情地截断,不知这对父子当时内心里受到的是怎样的煎熬。有一个词叫抱憾终生。他们都是带着这种煎熬离开世界的,无从补救,无法挽回。这时我们才能理解抱憾终生的确切涵义。
让人泪下的是下面的情节:住院期间,为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竟念叨着他的小名:“凡凡,凡凡。”但不能相认,不能回应。不知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灵折磨!
媳妇,虽说是个外来人,但受到的是另一种折磨。那对经历无尽煎熬和折磨的人,是她的亲人。她用一个善良女人能做的一切,替丈夫默默做着补救。但她不能明言,还要设法去掩饰。她一方面感受着丈夫的愧疚和抱憾,一方面感受着老人的痛苦和思念。文中写道:父亲失明后,孟凡民常去帮吕瑞芬照料父亲。他怕父亲听出自己的声音,和吕瑞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或者干脆打手语。孟老也只当此人是吕瑞芬的家人。身处人伦极度扭曲的父子之间,不知道吕瑞芬又是一种何等的感受。
让人感叹的是,经历这一切折磨和煎熬的三口,都不是坏人。媳妇不用说了。老人家,正直、义气,因儿子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而终身不得解脱。儿子也不能说就是一个坏人。在那样一个极度扭曲的年代,也许那时他还只是处在懵懵懂懂的年龄,他做了错事。虽然事情本身是无法挽回的,但他用自己扭曲的一生支付着代价。从他后来的行为中,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忏悔甚至以自虐的方式赎罪。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答案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狂热的政治扭曲了这一切。然而,答案虽然是简单的,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挣脱这罪恶之网。只要看看那么多人还在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自己都知道是错的事情;只要看看那么多人或在某种荒诞信念之下,或由于小小的利益,对同胞,对同类显露出的恶,你就知道这网是多么的有力。
在2016年就要到来前的半个小时,我写了一篇新年祝词:辞旧迎新,总是怀有期待的时候。期待什么?改革?开放?发展?繁荣?实在不想说这些了。那期待什么?我期待的是人性的复苏。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没有人性的回归,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切的根基。
在变幻莫测的年代,如果我们有点迷失,有点不能把握自己,不妨让自己从玄幻的天空中回到人性的土地上来。
正文附录: 孟树亘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时,他浴血奋战,获“抗日英杰”奖章。文革开始后,孟树亘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其子孟凡民宣布与父决
裂,并成为造反猛将。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团体准备召开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包括其父孟树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将李接到家中藏匿,造反派发现他失踪了,到处查找。孟凡民知道内情,通报给造反派,李湛功很快被揪了出来。1966年12月,李湛功被折磨致死。孟树亘知悉儿子告密后,手持木棒等在家门口,把回家的儿子挡在门外,大吼“滚”,抡棒就打。此后,孟凡民再也没有回过家。 1980年,孟凡民和吕瑞芬结婚。父子间矛盾仍在,孟树亘对儿子的婚事一无所知,吕瑞芬也没有去拜见公公。1988年秋,孟父心脏病发,卧倒在床。由于政策一直未落实,孟父每月只能领取极微薄的薪金。他病倒后,保姆负担加重而工资却无法提高,走了。吕瑞芬对孟凡民说:“爸爸不认识我,就让我去他那儿当保姆吧。” 第二天一早,吕瑞芬来到公公家,说:“听说您这里需要保姆,我想得到这份工作。”老人说:“我收入有限,工资不高,你愿意吗?”吕瑞芬说:“我是外地人,无依无靠,在您这儿有吃有住就心满意足了。”老人说:“那你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走就走。”这是吕瑞芬第一回面对自己的公公。 一天晚上,吕瑞芬向老人提及他的儿子,说:“二十多年的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亲人到底是亲人啊。”老人眼里满是凄怆,说:“凡民犯的不是小错,手里有人命啊!当年李湛功被我儿子害死,他妻子也自杀了,这是两条人命啊!我若原谅了凡民,人家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我呀。”老人老泪纵横,吕瑞芬不好再说下去了。 1990年冬,70多岁的孟树亘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做心脏搭桥手术。孟凡民夫妇商量后,决定用自己的铺面作抵押,筹措资金,把老人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通常是截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静脉血管做材料。医生检查时发现,孟树亘的血管已缺乏弹性。为了不影响手术效果,孟凡民要求医生从他的腿上取血管。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孟凡民放下了心头石。 第二天晚上,吕瑞芬用轮椅将孟凡民推到孟树亘的病床前,父亲安详地沉睡着。二十多年过去了,孟凡民第一次如此亲近地看着父亲,眼泪刷刷地往下淌。住院期间,为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竟念叨着他的小名:“凡凡,凡凡。”回到病房,孟凡民不禁失声痛哭。 有一天,吕瑞芬在自己家中呆了很久,回去时已近午夜。外面飘着大雪,远处的景象使她惊呆了: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风雪中,满身雪花。吕瑞芬搀扶住老人说:“这么冷的天,您怎么出来啦?”老人说:“夜深雪大,你不回来,我不放心啊!”听了这话,吕瑞芬的泪水直往下掉。 1993年春,孟老背负了数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有关部门对他的工资待遇做了调整,医疗费全额报销,还分给他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生活安定了,孟树亘却没有轻松下来,为抢救历史资料日夜忙碌。由于操劳过度,老人的眼角膜发炎,且久治不愈,渐渐失明,吕瑞芬成了他须臾难离的拐杖。 父亲失明后,孟凡民常去帮吕瑞芬照料父亲。他怕父亲听出自己的声音,和吕瑞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或者干脆打手语。孟老也只当此人是吕瑞芬的家人,对他十分感激。 1996年,孟凡民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几乎将他击垮:肺癌晚期。孟凡民做手术的那段日子里,吕瑞芬心力交瘁,两头奔波,用柔弱的肩扛起了两个家。 孟凡民虽然做了手术,却难以挽留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总结一生的得失,感到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了一位好妻子,最大的错误是文革中犯的劣行,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得到父亲的宽恕。他给父亲留下了一封绝笔信:“亲爱的爸爸:我要先您一步去了。此生此世我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都难以洗刷掉我留在您心头的阴影。假如还有来世,我仍将尽最大努力清洗自己的过错。我不奢望得到您的谅解,但我会永远爱着您……瑞芬是我的爱人、您的儿媳,她也会永远爱着您……” 弥留之际,孟凡民拉着妻子的手深沉地道了一声“辛苦”,两行热泪表达了他的敬意。他向医院和公证人员交待了最后的心愿:把眼角膜捐给父亲。孟树亘的眼角膜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重新见到了光明。老人心脏不好,受不得一点儿刺激,吕瑞芬一直没有把孟凡民的遗书给老人看,所以孟老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始终不知道是儿子的眼角膜让他重回光明世界。 1997年元月3日,孟树亘溘然长逝。守候在他身边长达12年之久的儿媳吕瑞芬购置了一块墓地,将老人与丈夫合葬。从此,孟家父子便永远相伴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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