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两个电话，最先是“华仁堂”的小杨（小邓是她师傅），请我八点到她们那里开“联谊会”我事先问清楚啦，本次不卖保健品，否则我是不会去的。后来下午成信堂也打来电话，通知我去领东西（前次得了个“臻尚”收音机（还算不错吧，主要是批准我成为该堂的会员，否则就没有这福利啦，可我说明我已经答应华仁堂去参加她们的联谊会了。因此只好谢绝啦！后来她说给我留着以后再来取。
今天早晨儿子又送来“两菜一汤”还有绿豆稀饭两碗，那汤是分别把肉汤和洗好切好的白菜分开放的，让我们吃的时候再自己煮，真是用心良苦啊！再说我看了老伴同学网名叫“静”的真名我忘啦这篇《扼腕长叹，那被扭曲的人性与人伦》我读后老泪纵横啊！
我先把孙立平教授所写的前言转帖下来：看了两遍。不禁扼腕长叹：那被扭曲的人性与人伦。
首先感叹的是，文中的父子是如何抱憾地走完自己扭曲的人生。人生在世，无论赋予其多么庄严神圣的意义，但实质都不外乎是一个生灵到这世界上走了这么一遭，机会往往只有几十年。轰轰烈烈也罢，默默无闻也罢，人们总是愿意多些幸福，少点痛苦，临终没有大的遗憾。在这其中，亲情，更是人性，是本能。
但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面都扭曲了。父子至死不能相认，无尽的牵挂只能埋藏在心中，最本能的亲情表达被无情地截断，不知这对父子当时内心里受到的是怎样的煎熬。有一个词叫抱憾终生。他们都是带着这种煎熬离开世界的，无从补救，无法挽回。这时我们才能理解抱憾终生的确切涵义。
让人泪下的是下面的情节：住院期间，为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竟念叨着他的小名：“凡凡，凡凡。”但不能相认，不能回应。不知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灵折磨！
媳妇，虽说是个外来人，但受到的是另一种折磨。那对经历无尽煎熬和折磨的人，是她的亲人。她用一个善良女人能做的一切，替丈夫默默做着补救。但她不能明言，还要设法去掩饰。她一方面感受着丈夫的愧疚和抱憾，一方面感受着老人的痛苦和思念。文中写道：父亲失明后，孟凡民常去帮吕瑞芬照料父亲。他怕父亲听出自己的声音，和吕瑞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或者干脆打手语。孟老也只当此人是吕瑞芬的家人。身处人伦极度扭曲的父子之间，不知道吕瑞芬又是一种何等的感受。
让人感叹的是，经历这一切折磨和煎熬的三口，都不是坏人。媳妇不用说了。老人家，正直、义气，因儿子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而终身不得解脱。儿子也不能说就是一个坏人。在那样一个极度扭曲的年代，也许那时他还只是处在懵懵懂懂的年龄，他做了错事。虽然事情本身是无法挽回的，但他用自己扭曲的一生支付着代价。从他后来的行为中，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忏悔甚至以自虐的方式赎罪。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答案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狂热的政治扭曲了这一切。然而，答案虽然是简单的，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挣脱这罪恶之网。只要看看那么多人还在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自己都知道是错的事情；只要看看那么多人或在某种荒诞信念之下，或由于小小的利益，对同胞，对同类显露出的恶，你就知道这网是多么的有力。
在2016年就要到来前的半个小时，我写了一篇新年祝词：辞旧迎新，总是怀有期待的时候。期待什么？改革？开放？发展？繁荣？实在不想说这些了。那期待什么？我期待的是人性的复苏。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没有人性的回归，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切的根基。
在变幻莫测的年代，如果我们有点迷失，有点不能把握自己，不妨让自己从玄幻的天空中回到人性的土地上来。
正文附录：
孟树亘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时，他浴血奋战，获“抗日英杰”奖章。文革开始后，孟树亘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其子孟凡民宣布与父决
裂，并成为造反猛将。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团体准备召开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包括其父孟树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将李接到家中藏匿，造反派发现他失踪了，到处查找。孟凡民知道内情，通报给造反派，李湛功很快被揪了出来。1966年12月，李湛功被折磨致死。孟树亘知悉儿子告密后，手持木棒等在家门口，把回家的儿子挡在门外，大吼“滚”，抡棒就打。此后，孟凡民再也没有回过家。
1980年，孟凡民和吕瑞芬结婚。父子间矛盾仍在，孟树亘对儿子的婚事一无所知，吕瑞芬也没有去拜见公公。1988年秋，孟父心脏病发，卧倒在床。由于政策一直未落实，孟父每月只能领取极微薄的薪金。他病倒后，保姆负担加重而工资却无法提高，走了。吕瑞芬对孟凡民说：“爸爸不认识我，就让我去他那儿当保姆吧。”
第二天一早，吕瑞芬来到公公家，说：“听说您这里需要保姆，我想得到这份工作。”老人说：“我收入有限，工资不高，你愿意吗？”吕瑞芬说：“我是外地人，无依无靠，在您这儿有吃有住就心满意足了。”老人说：“那你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走就走。”这是吕瑞芬第一回面对自己的公公。
一天晚上，吕瑞芬向老人提及他的儿子，说：“二十多年的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亲人到底是亲人啊。”老人眼里满是凄怆，说：“凡民犯的不是小错，手里有人命啊！当年李湛功被我儿子害死，他妻子也自杀了，这是两条人命啊！我若原谅了凡民，人家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我呀。”老人老泪纵横，吕瑞芬不好再说下去了。
1990年冬，70多岁的孟树亘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做心脏搭桥手术。孟凡民夫妇商量后，决定用自己的铺面作抵押，筹措资金，把老人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通常是截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静脉血管做材料。医生检查时发现，孟树亘的血管已缺乏弹性。为了不影响手术效果，孟凡民要求医生从他的腿上取血管。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孟凡民放下了心头石。
第二天晚上，吕瑞芬用轮椅将孟凡民推到孟树亘的病床前，父亲安详地沉睡着。二十多年过去了，孟凡民第一次如此亲近地看着父亲，眼泪刷刷地往下淌。住院期间，为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竟念叨着他的小名：“凡凡，凡凡。”回到病房，孟凡民不禁失声痛哭。
有一天，吕瑞芬在自己家中呆了很久，回去时已近午夜。外面飘着大雪，远处的景象使她惊呆了：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风雪中，满身雪花。吕瑞芬搀扶住老人说：“这么冷的天，您怎么出来啦？”老人说：“夜深雪大，你不回来，我不放心啊！”听了这话，吕瑞芬的泪水直往下掉。
1993年春，孟老背负了数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有关部门对他的工资待遇做了调整，医疗费全额报销，还分给他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生活安定了，孟树亘却没有轻松下来，为抢救历史资料日夜忙碌。由于操劳过度，老人的眼角膜发炎，且久治不愈，渐渐失明，吕瑞芬成了他须臾难离的拐杖。
父亲失明后，孟凡民常去帮吕瑞芬照料父亲。他怕父亲听出自己的声音，和吕瑞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或者干脆打手语。孟老也只当此人是吕瑞芬的家人，对他十分感激。
1996年，孟凡民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几乎将他击垮：肺癌晚期。孟凡民做手术的那段日子里，吕瑞芬心力交瘁，两头奔波，用柔弱的肩扛起了两个家。
孟凡民虽然做了手术，却难以挽留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总结一生的得失，感到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了一位好妻子，最大的错误是文革中犯的劣行，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得到父亲的宽恕。他给父亲留下了一封绝笔信：“亲爱的爸爸：我要先您一步去了。此生此世我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都难以洗刷掉我留在您心头的阴影。假如还有来世，我仍将尽最大努力清洗自己的过错。我不奢望得到您的谅解，但我会永远爱着您……瑞芬是我的爱人、您的儿媳，她也会永远爱着您……”
弥留之际，孟凡民拉着妻子的手深沉地道了一声“辛苦”，两行热泪表达了他的敬意。他向医院和公证人员交待了最后的心愿：把眼角膜捐给父亲。孟树亘的眼角膜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重新见到了光明。老人心脏不好，受不得一点儿刺激，吕瑞芬一直没有把孟凡民的遗书给老人看，所以孟老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始终不知道是儿子的眼角膜让他重回光明世界。
1997年元月3日，孟树亘溘然长逝。守候在他身边长达12年之久的儿媳吕瑞芬购置了一块墓地，将老人与丈夫合葬。从此，孟家父子便永远相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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