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这篇文字拟个标题，可谓煞费苦心，最终也未能修成正果。敲定“猪记”，仍感别扭，看来，大凡只要与猪相关的问题都很难脱离笨的嫌疑。
今年是亥猪年，可能猪连做梦都未曾想到过在这个属于它自己的年份里，居然能迎来如此这般的无限风光。今年猪的身价似乎让我们彻底明白，为什么远古以来，民间常常以牲畜的多寡来标度地位和富裕程度。
原以为，童年时代敞开肚皮吃一顿猪肉的奢侈记忆已被永久尘封，没想到今年竟被活生生的唤醒了。如果说真吃不起猪肉，明显有些夸张。我以为全民谈猪，更多的是对这突如其来居高不下的突飞猛涨难以接受罢了。
如何抑制猪价，打击炒猪，让老百姓有猪肉可吃，吃得起猪肉等等一系列的民生福祉问题不是我等能够操心的，克强总理领衔的民生智囊团自有应对良策，在此不表。而本人之于猪的记忆却在今年的很多时候如鲠在喉，于是在这个初冬的午后，决计放下手头一应事务，是为猪记。
1991年的暑假，我和母亲顶着烈日在庄稼地里干活。我一直暗自期盼的绿色邮差终于踩着他那吱吱作响的自行车向我驶来。
是的，我终于盼来了我的大学入学通知书。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只是有点小激动，没想到母亲早已是热泪盈眶。我知道，母亲是喜悦，是激动。那个年代，能上学不易，能上大学似乎更不易。尤其是在我们鄂西南偏远落后贫穷的山沟里，能上大学的人屈指可数。在那个统招统分的时代，上了大学也就标志着出息了，远离了苦难，跳出了“农门”。
短暂的激动兴奋过后，母亲用她满是汗渍的衣袖擦了擦眼泪，问我需要多少学费。这个时候我才回过神来开始仔细阅读入学需知。2800块钱的学费其时于我而言只知道多，根本没有概念。那个年代，全村的人都是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很难找出有积蓄的乡邻。自然，我家也不例外，何况这么多年来，父母总是坚持牙缝挤薪供我们三兄弟上学读书，已是不易。和我们同龄的表兄姐妹们很多都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务农充当了劳动力。当我把2800这个数字告诉母亲的时候，我读出了她脸上的惊愕和无助。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当时的神态一直都定格在我内心的最深处，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相反变得越发深刻。
后来，母亲把她养的仅有的两头年猪卖了，我清楚的记得两头肥硕的年猪最终只卖了2300块钱，母亲又贱卖了家里储存的粮食才凑齐了我的学费。
母亲自然是舍不得卖猪的。那个年代，年猪的大小几乎是农村妇女能干与否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每到宰杀年猪的季节，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津津乐道东家的猪肥西家的猪大。而作为养猪的主人自从还是猪崽的时候各自就卯足了劲暗暗比拼。当然，我也知道，母亲之于猪的不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我们三兄弟又都在外地求学，母亲在辛苦的农活之余，猪也自然成了她的惦记和陪伴，她养的不仅仅是年猪，也是“宠物”。记得卖猪的那个早上，母亲早早地煮好猪食去喂食，一个人愣是站在猪栏边看着它们把食吃完，母亲一边看一边摸还一边不停的小声说着些什么，好像是在和猪说，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一年，家里靠往年剩下为数稀罕的腊肉度过了除夕和春节。第二年，因为没有年猪而全年油水严重不足。
这已成为记忆。
我，烙进骨子里永远的记忆。
猪，存在于江湖，却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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