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座上头班车六点三十分，一路几乎是畅通无阻！到了大十字才七点过一点！明天大概是最后一天啦？今天两次抽奖（小奖和大奖一个也没得）为独得到的就是南京同仁堂的牙膏一支（进门时发的）还有出门时发的一盒颈肩腰腿帖（颈肩腰腿冷敷贴JH-C)该膏药产自山东济南，两样东西虽不很珍贵，可到是很实用，总之白得的那就“白吃火烧就别嫌面黑啦”！听说明天发大东西，口口声声让我们最好拿大的装东西的袋子，我就不太相信，有什么大东西还要用手拉的小车往家里拿呀？我是不会这么傻的，不过有一点我倒不得不信，那就是早餐八点前到的，发十元早餐费（过了八点就没有啦），反正最后一次啦，也无所谓上不上当啦！不过有一点我要记录在日记里：儿子又训斥我，说为什么不给他老妈做早饭吃？天呐，刷牙洗脸都在床上她起床后我曾问她要不要给她煮馄饨吃？她亲口说不要，我才离开了家！怎么能怪我呢？儿子电话里很气愤的质问我！女儿手机里和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带她老妈下楼去活动？唉，并非我不带而是她老妈用各种理由搪塞不肯下去活动？1我也真是无能为力了。只有借助儿子的话，还能起到一点作用！哎天气不好也冷，少一次就少一次吧！
最后，我还是分两次，把老谢发来的东西，留存在日记里吧！大概也许因为北邮是我读了五年的学校原因吧？先摘录上一部分，本文为对阚凯力的访谈。阚凯力，1945年生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任美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特别顾问；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被称为“电信业的大炮”。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