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他在《牛棚杂忆》中，可以读到满含热泪与痛楚的呐喊和不屈服：“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制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是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之为‘骨气’。”季羡林为自己在“文革”浩劫中的屈辱生活而愧疚。
“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文革”是觉醒，为季羡林的灵魂蕴藏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罕有力量。《牛棚杂忆》，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季羡林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尊伏。
季羡林在此书中”余思或反思”一节里提出四个问题：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文革”作出了反省。这是他们将闭眼时，念念不忘的大事。国家要前进，也如同一个人一样，总结反思是不可回避的。
最近《聂元梓回忆录》在香港出版，网上传出几则信息，与任老、季老有关，抄录如下：
“1998年冬飘着小雪，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老先生拄着拐去看聂元梓。同年季羡林出版《牛棚杂忆》，该书受到中央首长、著名学者、社会精英的热捧。全书多处痛斥聂老佛爷。这位聂爷见任老来了，便把对牛书的意见一股脑向任老倾诉。任老心平气和地鼓励她顽强地活下去，抓紧时间写东西，因为感觉到聂当时的处境，写书困难重重，便对她说：‘你写东西时不用润色，别想太多，先写出事实来就好，得抓紧时间了。’
在以后十几年里，任老经常关心聂老，多方面资助，每到新年还给她寄贺片，关心她的身体健康，鼓励她写东西。任老的鼓励增强了聂写回忆录的决心。《聂元梓传》刚刚出版，任老看完以后，让她一定要送国家图书馆，并强调尽快送去，至少一本。”我认为，这里面包含的信息量很大，观念非常混乱，有点“文革”式的煽情意味。要细细厘清，再作切实评论。
这里要先弄清一个是与非，季羡林以一个北大教授的经历控诉“文革”，他有功无过，不能将聂后来的待遇不公，算到他这本书的头上。季老不会说假话空话，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不会写。
《牛棚杂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细节的真实，心理的真实。
关于他自己和家庭所遭遇到的那些被迫害的事实，记忆正是丝丝入扣。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皮上，眼睛上，鼻子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混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地方粘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第二天早上，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一个挨打的教授回忆“文革”，必然是“坐井观天”式的个人际遇。因为他们在那时已经完全被落井下石，简直就是被赶出了这个社会了......
本市气温骤降，再加上我那天在黄土坡上受到了风寒，再加上年老身体抵抗力不强，感冒啦！不过今年以来好像还没怎么感冒过哩！吃了九九九感冒灵颗粒（11元九小包），同仁堂的药吃完啦，老伴又找出来一瓶“川贝枇杷膏”（京都念慈菴）我想再过两天就好啦！季老的书我收藏了好几本，最近把《怀念乔石》完整的读完了！按老伴的说法是：“你能记住了多少？”是啊我真不好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