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带女儿在德成皇玩时，遇到1997届的学生曾晶亮和她的老公。我们互道新年好，匆匆分手。后来，她又出现了，硬要给孩子打个红包。推脱不了，只好收下。
上午妻子在一门诊打针，很晚才回来，午饭就吃得很晚，13点多才吃完。妻子安排我去洗碗，这是我乐意干的事。在锅里烧好水，倒上洗洁精，先洗筷子和调羹，再洗饭碗，再洗盘子和盆，擦洗油烟机，洗锅，最后洗案台。我把抱裙脱下来，关上厨房的门，再去卫生间洗好手。出来，见妻子和女儿坐在桌子边烤火看电视，桌上已经有一碗满满的菊花黄豆茶等着我。
把年前得到的2013年第4期和第5—6期天岳杂志搬出来，翻看。第4期的刊首是来自人民日报的评论节选《文从字顺是基本要求》，逐段看过，很认同作者的一些说法。比如，“大至国际争端，小至妇姑勃谿，都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较量。”又如，“一个社会，如果语文问题很严重，说明头脑不太清楚、思维不够顺畅的人很多。”还有，“一个人只有高度重视语文问题，在语言上养成某种程度的洁癖，才有可能成为在语文上准确和精到的人。”我还把最后一段划上红线，“我以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学生写东西时，把词用准，把话写通和写对。所谓写通，是指合乎语法规范；写对，则指合乎逻辑。至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把话写得漂亮，那就是更高一层的要求了。”
后来上网搜到原文，仔细一看，发现节选之文竟然删除了很多更有意思的事例。一是原文中提到了“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篇社论一开始就强调：“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在列举了古今“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后，社论指出：“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
二是原文介绍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真事。2006年，作者的导师潘旭澜先生辞世，应一杂志之约，作者写了《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一文。文中说到潘先生书桌的玻璃板下曾压着“制怒”二字，“这是在仿效他颇为钦佩的乡前辈林则徐。”文章发表后，先后被两家出版社收入散文随笔选本。然而，居然两家出版社的编辑，都不懂“乡前辈”的意思。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变成“老乡前辈”；另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了一个“家”字，变成“家乡前辈”。作者借此亲身经历说明“今天的编辑从业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语文水平大有问题，他们非但不能替作者改正语文错误，倒是可能替作者制造错误。”文中并没有说出“乡前辈”的意思，我百度一下，发现要作“同乡的较老的一代”解。
三是作者用一长段介绍了媒体一些错用词语的例子，比如，“三位惯偷今日伏法”，不仅是“伏法”用错了，“位”这个量词也用错了。“位”作为量词用于人时，是包含着尊敬之意的。又如，在生理的意义上，当然达到一定年纪者都是老人，但在伦理的意义上，却并非所有达到一定年纪的人，都宜于称为“老人”。所以，“七旬老人多次强奸幼女”这样的说法，是很滑稽的。
在原文中作者还提到自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要经常阅读当代文学作品。作者“坦率地说，当代作家总体的语文素养，是不能高估的。用词不当、文理不通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那些顶尖级的作家，也会犯很低级的语文错误；即便是那种被称作‘杰作’、‘经典’的作品，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语文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