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广东”，严格一点地说，是上小学、初中时居住过几年的汕头市，当时为汕头地区行署驻地。
作为韩江三角洲新兴的海港和工商城市，这里尽管同样也会遭受台风袭扰，但其自然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与“我的海南”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绝然相反”。
首先的一个不同，是这里的人们使用同一种方言。城市型社区都有某些“移民”特点，人们的口音常常可以让别人辨别出他的原乡，但这些差别毕竟比较细微。最重要的是，说这种古雅方言的人们，传承着一种源自历史深处的文化，以及根深蒂固的族群认同。
当时的邻居和同学家长中，其实也有客家人、广府人、北方人，但他们都只能遵循当地通行的语言标准乃至礼仪、禁忌等其它各种标准。即使是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普通话，那也要用方言来解读。
我后来在云南工作时单位上的大领导是位老革命、也是潮州人（当今国学大师饶宗颐老先生是他的堂兄弟）。他曾感慨地说，如果按云南认定少数民族成分时的标准，潮州人被当作单一民族毫无问题。
根本的不同还在于，这里有着完整形态的社会结构。工、农、商、学、兵、政、党，人们从事着各不相同的职业，却又在日常的市井生活中相交集、相勾连，构成一组组复杂的现实图景。
最直观的，周围的大人们，不再尽是“叔叔”和“阿姨”。甚至在同班同学中，有的论辈份还得叫我“叔叔”。特别是逢年过节，那真是各种称谓与各种规矩大汇合、各种“拜拜”与各种食物大汇合、各种玩耍与各种心情大汇合。
对智门初启的我来说，社会生活的那种多样性、丰富性，就通过这些耳濡目染，潮水般地直接灌注、淹没过来了。实际上，当时留下的种种记忆，悄然地塑造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认知。
很久以后，曾不止一次与友人交换过对潮汕文化基因的看法。作为一个“远距离观察者”，我觉得最突出的或许是这样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克苦”，老太太教孙子就反复讲这个。全国各地及至世界各地，最苦的活计好像都有潮汕人一份。另一个是“识势”（有些类似粤语中的“醒目”），俗语说潮州莲藕多个孔。苦干不等于傻干，还得比别人更善于在复杂形势中寻找成事之机、成局之法。
换个说法，这叫“不怕事”和“会做事”。历经岁月淘洗，潮汕文化在这些方面所累积的智慧星光，确实在不经意间给过我不少的指引。
扩大一点来说，“我的广东”也可以包括广州。除了大学四年的校园生活，在上大学之前，由于某种机缘我也曾在广州住过一段时间，对这里的市民生活、风俗人情（包括年宵花市等）有一些直接的体验。
广州是更大型的都市，有更多的国际色彩和更强的豪迈感。通过学习在这里主导着人们思维过程的广州话，我感受到：有一种不屑可以表达为“扯”，有一种态度可以叙说为“济”、有一种衡量可以简化为“抵”（或者“唔抵”）……其中的启迪，并不象表面那么简单。
不敢说对广州有多么深入的认识，但我毕竟也从这一片汪洋中分到过一勺浇灌。和一些一直留在这里而将之视为客居地的同学有所不同，离穗久年的我，把它看作是“我的广东”的一部分，对这个“家乡”的点滴滋养会珍之重之、感念在心。
在时序上，“我的广东”与“我的海南”相互交错，而“我的海南”原本就是广东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家乡意义上的“我的广东”，应该包括大学毕业前我所生活过的多个地方。
——到底是“一”还是“多”？会有一种“平均意义”上的广东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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