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给小外孙翻看的“画书”当中，有一本《一和许多》：一片叶子、许多叶子；一棵树、许多树……“一”和“多”，本质上是相当哲学的一个话题。在《答“回家过年吗？”》中，我写了一段话：“如果说，家乡是心灵的滋养地，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海南、广东、云南都是我的家乡，每一个‘家乡’给我的滋养都是极其丰富的、也是相互不能替代的。”这所谓“家乡的滋养”，似乎也可以借由这个话题来说一说。
“我的海南”只是祖国第二大宝岛中的一小部分：国营农场。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读高中和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也是在那里。
那时候的国营农场，是为着组织生产的目的而纯人工构建的一种社区，其框架结构极其简单：所有的日子只区分为工作日和星期天，所有的人不是干部、工人就是家属。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除了自己的父母，所有的成年人，男的一律是“叔叔”、女的一律是“阿姨”。
农场里宿舍是公家的、食堂是集体的，人们基本的生活内容，就是“干工”和准备“干工”。母亲后来经常念叨的我的童年故事之一，是大跃进时期常常要“晚上加一班”，我哭喊着不让她去：你今天都去两次了，怎么还要去“干工”？
在这个简单的社区结构中，我们这些孩子的人生目标，是长大了去“干工”。上学读书什么的，如果说有什么意义，那就是还不够年龄“干工”，总算有个地方可以去呆着。
后来，有机会与不同成长背景的同龄人成为好友。相比之下，论经商做生意，我根本不象是有着潮汕基因的孩子。讲文化素养琴棋书画，比之城里孩子以及许多农村孩子，那就叫个“望尘莫及”。非要说有什么强项，那就是对植物们有更多的亲近感，对在酷热、台风等恶劣天候下从事强体力劳作也不会怯场。再有，就是人生目标比较低、很容易满足，幸福感比较强。
与此同时，国营农场又是一种“移民社区”，它的人员来自全省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一些地区。有早期成建制转业的军队官兵、成批招募的农垦工人，稍后些有台海炮战后安置的退伍兵、来自东南亚的难侨、还有投亲靠友的男女老少，再后来又有参加过“四清”的政治学徒、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期间，还有被派来当领导的现役军官……。大家说着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的方言和语言，当然也带来了不同的饮食口味、生活习惯，在劳作、起居与相处等各个方面的观念也很难尽同。所以，“我的海南”固然很单一、很单调，但在某些方面又具有独特的多样性。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自然而然地，我们获得了所接触到的各种语言的“语感”。听得懂河南、安徽、湖南的“外省口音”，说得来广府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等“本省方言”，一点也不稀奇。而印尼话、马来话和当地儋州话、临高话的一些片语，也有机会混杂着出现。故意模仿大人们带方音的各种“广普”、“客普”、“潮普”……是当时的乐趣之一。
有意无意间，农场的人们把不同来源的词汇、语法和声调融合进了通用语，共同“创造”了独具土味的农场普通话。多年之后有次在深圳“打的”，和司机一对话就察觉：你肯定是海南农场来的吧？
用“掉书包”的话说，不同的语言携带着不同的文化积淀。有这些学习、交流和传承的工具，“我的海南”其实很广大、很丰富，并不完全是“孤悬海外”的蛮荒一隅。
没有条件甘味厚食，我们的见识囿于咸鱼南瓜，最明白能吃饱才是王道。不过也知道“南甜北咸、西辣东酸”，同一个世界里有不同的活法，各适其适，大家得互相尊重。
没有条件幼学圣贤，我们的文化根底非常单薄，但在地域观念上却“很中国”：四海之内皆可为兄弟，的确没有太多的“岛民”心态、地方“区隔”的厚此薄彼。
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大多来自父兄之辈的言传身教，相信凭借勤劳的双手才能改善生活，特别崇拜的是能够善用一草一木的各种心灵手巧。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点点滴滴，拙笔难书。
而今的国营农场，可谓物换星移、早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我的海南”。但“我的海南”从未离我而去，它的滋养一直伴随着我。应该是不同于大体同龄、因下乡去过那里的知青们吧，海南真的是我心灵中的一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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