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时深圳有一个说法：中学教师本科化、小学教师大专化，意思是要通过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办好教育。其实，由于时代的阴差阳错，我们的农场中学，在七十年代就曾经拥有过一个教师本科化的时期。
那时候，我们的课本是文革版的，内容少得可怜。数学没有什么立体几何，化学只讲三酸两碱，英语第一课则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没开地理课生物课却有一门自编教材的农业课。可是，教我们的老师却不乏出自名校的大学生：
教语文的黄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教数学的郑老师，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
教物理的骆老师，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物理系；
教化学的赖老师，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教农业课的林老师，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
他们是被分配到农场来的，农场把他们安排到学校教书，成了我们这些个“垦二代”大娃娃的老师。
那时候，这些二十多三十几岁的老师，除了上课，还和我们一起劳动、一起打球、一起到水井边洗澡。因为这种特殊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可就不仅限于教那点书本知识。阿力这次见到骆老师时就说，我们当时可是常常躲在宿舍窗口后边张望你和邱老师谈恋爱呢！
对于黄老师总是把我们几个人的作文读给全班同学听，好些同学至今还“耿耿于怀”。黄老师解释说，别说那时候没有教辅材料，就算有，也不如拿身边的例子当范例更有鼓励作用：既然他们可以写得好，大家也都应该能够做到。当然不能每次都念某个人的作文，即使要念也要倒一倒顺序。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赏识教育”。我跟黄老师说，我们几个可都是你当年的赏识教育的受益者。就我自己来说，老师讲了记叙文、论述文几要素什么的，自己是按着这个来写的。老师的肯定使自己树立了信心，就会更加注意按要求来用工夫。结果，不仅是对打好基本功有促进，更重要地是培养了一种讲求方法、认真从事的积极性、自觉性，对自己这几十年影响极深。
我向黄老师汇报，后来在工作单位上，有位领导告诉我，写文章有三阶段：立意、谋篇、命笔，“想”的部分是最重要的。这么多年来，我算是比较认真地照着这个去写材料甚至处理别的工作，觉得受益良多。而这又和中学阶段老师们的指教、鼓励所打下的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
阿植同学有句话说得好：再大的米粒也是从谷壳里出来的。这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老师，练老师的思维敏捷、妙喻天成，骆老师的一丝不苟、严谨执着，都曾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这些学生。其它各位当年的老师，何尝不也都是我们人生旅途的接引者之一呢？
秋收冬藏，同学有谊而导师有恩，这都是我们人生中一个极其珍贵的部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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