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又一次面对全国大众，昨天晚上先生在电视屏幕中向全国人民做了一次“5.12”地震的文化解读，这个解读是要必要的，问题在于余先生的这个解读缺乏力度，虚大于实。
“5.12”地震呈现的文化理念，绝不仅仅局限在余先生所讲的“大爱”，好似在中国长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找不到表现大爱的机会，地震灾害来了，才得以充分地表现。经过地震以后，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的一切问题全部解决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余先生在证明和解释“大爱”的来龙去脉的时候，仔细地阐释了“道”与“术”之间的关系，把二者之间对立起来了，成为了彼此消长的关系，断定中国文化中的些许“阴暗面”，统统是因为 “术” 掩盖了“道”，以至于才有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缺点。岂不知，“道”与“术”之间本来是浑然一体的，两者之间互相顾盼，互相补充，正如一个人的骨架和一个人的血肉不可分割一样，血肉去掉了，只剩下了骨架，这个人还是完整的人吗？
“5.12”地震考量着中华民族的爱心，面对世界的观察，我们交了一份出自内心、同时得到世界认可的答卷，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地强大。我所思考的是，为什么民族的凝聚力非要到特定的大灾前才得到强化，才可以呈现？同样是余秋雨先生，在今年上半年做的一次电视专访中，论述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候，讲到传统文化虽然很好的解决了家庭内部的和谐问题，但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公共空间的道德问题，一旦遇到与邻里、邻市、邻国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容易失去理性；“大爱”的色彩就容易弱化，爱，成了一个有针对性的词语，对于这些人可以爱，对于那些人就不可以爱了。
“5.12”地震过后，余先生由于在现场体会到了壮烈，因此“英雄情结”再次涌出，眼光集中在我们的英雄上，岂不知前来救援的外国医疗队也是英雄，正如抗日战争中的白求恩大夫，是更大的英雄。
余先生似乎对中国的许多文化评论者和学者的“冷静”态度不满，极大憧憬着“5.12”地震后，中国的“大道”文化精神将得到呈现和广大；他标榜自己发现了都江堰，因为他的努力，使世界上好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好似因为了有了范仲淹而天下人知道了岳阳楼。对于余先生强化的大爱，我是这样看的，大爱也好，小爱也好，共同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和谐——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和谐。和谐产生幸福，我们好像不用为欧美的一切大亨们有了“一切”而感到失落的状态感到忧虑，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和谐。大和谐产生大幸福，小和谐产生小幸福，不和谐产生痛苦和灾难。
中国的文化繁衍一直有大忽隆的倾向，一次外在的碰撞机会来了，就呼啦一下聚到这件事情上，又次外在的碰撞机会来了，就呼啦一下聚到那件事情上。“5.12”地震中呈现的民族凝聚力是值得肯定的，民族精神的大道也是一直清晰的，问题在于行道的时候往往出现偏差，这是值得研究的，大善可贵，小善更难得，如果忽视每个国民信手可做的小善，等待着灾难出现而突然澎发大善，岂不是舍近而求远？行善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比如可以建立“见义勇为基金”、大力表彰“行善邻里”、“爱护山水”、“舍己救人”的先进人物，让他们得到认可，让公众认识到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大道灿烂，但是中国的道德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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