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来，我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文章，于是开始搜集相关的资料。在我搜集到的资料里，有一个名字如黑夜中的星光般频频闪现，那就是林昭。我好奇地想：林昭是谁呢？我也算经历了国家的正规教育，自信还是个爱看书的人，怎么竟然对这样一个闪光的名字如此陌生，这是为什么？是我自己见识的狭隘，还是有一双无所不在的大幕，把历史的某一个阶段，连同一些闪光的灵魂，悄悄覆盖？带着好奇，我开始在网络的海洋里寻找林昭，于是我发现了一些让我震惊的文字，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流泪的故事，我发现了一个无比高贵、纯洁而坚强的灵魂。血写的事实让我无比震惊：一是当时的暴政竟是如此之残忍，一是林昭的反抗竟是如此之决绝，一是中国知识层鲜血覆盖的历史竟被蒙蔽得如此之严实，让我们竟然相信这片共和国的土地上，好像从来如此洁净，不曾留下一丝血污，一声呐喊。
于是我想暂时放下我原来的写作计划，写一写林昭，尽管我知道我这拙劣的文笔，不配写这样一个高贵的灵魂，但我还是想，尽我的所能，让我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高洁而卓越的生命，在最黑暗的夜里孤独而不屈地抗争至死，为她深爱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蒙昧地生活着的我们。
二
林昭，我多想真诚地喊您一声姐姐，您是那么纯洁、高贵，美丽而年轻。在您经受八年残酷的折磨和不屈的抗争之后，您被刽子手秘密杀害了，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所以，您青春的容颜，纯洁的微笑永远留在了三十六岁。
在那个除了“万岁”的叫喊其他都谙哑无声的年代，在那暴政的监狱里，那些奴才们，他们害怕您的呼喊，用重重的胶带束紧了您的嘴。他们给您带双重的镣铐，又夺去了您的笔和纸，但您用磨尖的牙刷柄，用发夹，刺破自己的血管，在衬衣上，在被单上，在草纸上书写了二十余万字的血书。面对这血写的文字，震撼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更多有良知的人心。2004年，苏州灵岩山上，您墓地之前，多少从全国甚至国外赶来的您昔日的同学，亲友泪眼纵横。胡杰，这位原新华社记者，听说您的事迹后毅然放弃工作，历经五年，拍摄了《寻找林昭的灵魂》。我想，这仅仅是个开始，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寻找您飘逝的灵魂，寻找我们民族未曾泯灭的良心，寻找中国知识界应当承担的责任。
正像她苏南新专的同学朱郭所写的诗：
在沉寂的时候，你喊叫；
在疯狂的日子里，你清醒；
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为着亲爱的祖国；
你在阴霾中死去，必定在晴空下复活。
三
林昭姐姐，您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用血书写下这样的诗句：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是啊，这是血呢！虽经刻意的掩盖，虽经岁月的流逝，我仍然看到了您曾用鲜血写成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耀着您不屈的灵魂，这是揩不去，擦不干，洗不净的——中国民主的先行者殉难的血迹。
四
林昭姐姐，您曾是一位多么才华横溢的女性啊。1954年，当您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文学系新闻专业，您先后任《北大诗刊》和《红楼》的编辑，发表大量闪动着青春激情的诗章，被师生们爱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在《红楼》第二期的编后记里，您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这是一位青年学生的多么纯洁的心声。然而，在这个有着沉重的封建积习的国度里，旧社会的遗毒，专制的阴影还阴魂不散，这样纯洁的、青春的歌声不久即被扼杀，被勒令无声，连同那热情的歌唱者，也遭到最悲惨的命运。
1957年初，党中央发动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然而那位高居神坛的领袖却在党内指示中说：“高等学校组织学生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演讲，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以以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那些单纯的知识分子那里知道已经有一张诱捕的大网在他们面前张开，哪里知道自己提意见就成了万恶不赦的“敌人”。虽然1954年的宪法白纸黑字地写道：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林昭在整风初期是沉默的，也许以她的敏感，她早已意识到山雨欲来。但她凭着自己的良知，在那个黑暗的夜晚，在对右派声嘶力竭的批判声中，她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直面那些狂热的吼叫者：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那些狂热的家伙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这就是林昭，不管刀在口上还是在头上，她所坚守的，是自己的良心。
然而不久厄运就来临了。6月8日，整风运动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反右运动，提意见的教师，学生无一幸免，全成了右派。悲惨的命运，绞紧的罗网，在他们面前展开。北京大学当时只有8000人，但右派一次就定了800多人，连后来历次再打倒的，有1500人之多。领袖有句名言，北大“水浅王八多”。这些北大知识分子，在领袖的眼里，不是栋梁之材，只是王八！而全国反右运动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超过55万。有多少人倒在“专政”的枪口下，有多少人惨死监狱，大漠，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有多少人失去了人生最有创造力的年华。
年轻的林昭，从此被戴上了“右派”的沉重帽子。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但唯独林昭坚决不检讨。人家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这就是林昭，当所有曾经高傲的头颅都被迫低头的时候，她宁死不低头；当全国的知识界都在检讨、认罪的时候，她却开始了对这一运动更深入的思考。
后来她在狱中用血书写道：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五
继反右运动之后，整个中国确实是除了对领袖和党“光荣，伟大，正确”的赞颂之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浮夸声，却掩盖不住中国大地上饥荒蔓延、饿殍遍野的事实。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保守数据超过两千万。两千万啊！其实哪里是“自然灾害”，这何尝不是政策失误的“人祸”！在庐山会议上，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被打倒，这样的政策再继续，中国的国计民生面临崩溃的边缘。
已被戴上右派高帽的林昭，仍然不肯放弃对国家，对民族苦难的深重忧虑，不肯放弃自己的良心。1960年，她在上海养病期间，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寄给他们，呼吁他们正视恶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努力遏止中共的极左政策。他们还创办《星火》刊物反映自己的呼声，林昭在《星火》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他们的热诚换来的却是专政的铁拳，林昭和她的朋友们以及与《星火》刊物有关的群众全部被捕，星火的创办者张春元等被枪决。林昭从此开始了她的漫漫八年的铁窗生涯，直到最后被秘密杀害。
六
林昭在狱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她写道：“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
1966年，林昭北大的同学张元勋冒死去监狱看望林昭，面临一屋子如临大敌的狱卒，林昭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是一帮禽兽”，他们把林昭故意关在“大号”里与一帮女流氓，娼妓同住，每晚主使这些泼妇开会斗争林昭。当林昭不屈地反抗时，这些泼妇就对林昭群起而攻，这些女犯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林昭愤怒地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指狱卒）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丧尽天良的狱卒甚至要强暴林昭，以致于林昭被迫把上下衣平时用针线缝起来。才三十多岁正当青春年华的林昭，当张元勋去探望她时，竟被折磨得头发几乎白了一半。
林昭被狱卒毒打后，在墙上曾留下血写的文字：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一日，他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
……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我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魔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甚么都不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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