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在其香居等朋友时，居然在广场上的旧书摊里谋到一本上海译文82版的《刀锋》。
我一度迷恋这种老版的图书。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里有一些迷一样的经历，还有一些脆弱和岁月的混合物，散发着隐秘的浓郁的“书味”。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我固执地认为，尤其在翻译类著作中，早些年前的译者们，他们的态度决定了书的质量要远远高于目前的混乱。他们的慎重使我们的阅读更为畅通和愉悦。
现在，这本《刀锋》显然被我翻得更旧了。
也许，它出现在一个恰当的契机——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上突然产生了一种热情的惰性，那是陷在现实的惯性产生的一种迷惘的情绪。
这与拉里•达雷尔何其相似。
而毛姆在《刀锋》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参照的视角，让我可以在小说里寻找到一些需要解答的困惑——一个人，究竟能放弃多少？
或者，也可以如此认为，一个人究竟要得到多少才能获得那种“内心的安宁”？
小说写一个参加第一次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达雷尔。
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人平时是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因救拉里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复员后，拉里既不肯进大学，也不肯就业，一心想探求人生的终极。他想弄清楚的是“上帝究竟有，还是没有。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我想要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灭，还是我死后一切都完了。”
为此，他丢下未婚妻来到巴黎；两年后，和未婚妻解约，又从巴黎遍游世界各地，最后到了印度，找到了印度的吠陀经哲学。于是了悟人生，把自己的一点薄产分散给亲友，自己返回美国，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汽车司机。
对于早些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故事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很难理解，一个衣食无忧、有着美好前景，甚至还有青梅竹马的绝色佳人相伴的生活，为什么却无法羁绊住这个年轻人的心呢？
不过，这倒有点接近中国许多流传的僧侣出家的故事。
一个富家公子哥，遭遇到某种打击之后，就产生了剃发为僧的念头。
但是，与此类消隐遁世不同的是，拉里选择的是一种非常极端地“入世”方式。
他去学院里、图书馆的典籍里寻找自己的答案；他去下苦力，在煤井下体验前所未有的生活；他不停地行走，像个僧侣一样，漂流到印度，渴望从罗摩克里希那的经文里获得解救的办法。
拉里通过多年的寻求，似乎找到了答案，似乎又没有。
他说：“也许就没有什么答案，也许我不够聪明，因而找不到答案。罗摩克里希那把世界看作是神的一种游戏。他说，‘世界就是游戏，在这种游戏里，有乐有忧，有道德亦有堕落，有知识亦有愚昧，有善亦有恶。如果罪恶和痛苦在创世时就被完全排除掉，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我将以全力否定这种说法。我能提出的最好设想是，当绝对在这世界上表现为善时，恶也自然而然联带着出现。没有地壳灾变的那种无法想象的恐惧，你就决不会见到喜马拉雅山的壮丽景色。中国烧瓷的匠人能够把花瓶烧得象蛋壳一样薄，烧得造形那样优美，点缀上美丽的花饰，着上迷人的色彩，涂上粲然的光泽，但是，由于它的本质是瓷，他就没法改变它的脆弱性。如果失手落在地上，它就会变成许多碎片。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只能和丑恶的东西共同存在，你说是不是呢？”
但是，明显的，他肯定找到了一些维系于“灵魂”或依附于“价值”上的东西——他的心得到了宁静。
所以他又回到城市，隐身人海，以终天年。
每次在读到《刀锋》的时候，我总会莫名其妙地想起林语堂。
因为毛姆在拉里身上所表现的那些出乎常态的行为，非常接近于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所提到的那些哲理。
而拉里与《月亮与六便士》中的那位画家，也有着共同的特点：忠于灵魂而不是肉体。
显而易见，毛姆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欲望。而且，他的写作总能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洞察力，一个作为旁观者最锋利的东西。
尤其让我喜欢的是，《刀锋》里另一主角爱略特。毛姆对他的刻画可谓是生灵活现，入木三分——甚至比拉里这个人物更为成功。
一度，我并不完全理解：小说开头，毛姆想借《迪托—奥义书》说些什么呢？
在《刀锋》里，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事实上，我们都有自己的两套生活。分布在刀锋的两个维面——但是，无论任何人想得到另一种生活，都必须得翻越那层犀利的刀锋——而更大的前提是，无论得到与否，代价是对既往所拥有的全部放弃。
“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拉里有否得救？那得去问毛姆大叔了。
至于我们，“得救”依然是十分困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