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说了区别诗与禅的两点看法：“诗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诗的作用在于帮助人认识世界和人生；禅的作用在于引导人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泯灭人生的意义。”第一点我无异议，第二点我难认同。不过，清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倒有与袁行霈一致的看法：“以妙悟言诗犹之可也，以禅言诗则不可。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此则文士好佛之结习，非言诗之弊也。”
我对在阅读中能遇到潘氏是很喜欢的，并且乐于琢磨一番。潘德舆，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字彦辅，号四农，别号艮庭居士、三录居士、念重学人、念石人；诗文精深，为嘉、道间一作手（工艺、诗文方面的能手），有《养一斋集》。
潘德舆的祖上出过巡抚，但在明清之际动乱中家道中落，祖父、父亲均为庠生（秀才），毕生教读，穷愁一世。潘德舆1785年出生，“幼而聪慧，记诵如成人”；16岁为秀才，22岁科试第一为廪生；其后“屡困州举”，直到44岁时考中举人第一名（解元）。此后，他先后6次参加会试，未能考取进士，直到52岁，方因“大挑一等”，分发安徽候补知县。
“大挑”是清代乾隆帝对科举制的补充措施。连续两次（后被嘉庆帝调整为三次）考不中进士的举人，每30人一班由主考官（尚书侍郎）“大挑”。大挑有个“八字标准”：气、甲、由、申、同、田、贯、日。“气”乃体貌歪斜，“甲”乃头大身小，“由”乃头小身胖，“申”乃两头小而中间粗，此四者8人，当场被淘汰，称之为“跳八仙”。“同”即面方体正，“田”即举止端凝，“贯”即身材颀长，“日”即骨骼精干，此四者12人，留下继续“大挑”，分为一等3人、二等9人，二等者可任教职（现在叫教育公务员），一等者可补知县等实职。
《春冰室野乘》记载陕西人阎敬铭“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他当年参加大挑时，刚刚跪下来，就被面试官喝道“阎敬铭先起去”而直接被淘汰。这个耻辱激励了阎敬铭后来中进士，入翰林，官居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成为晚清清廉名臣。
上世纪末，刚参加工作三四年的我，因为写通讯报道、散文小有名气，被云溪乡教育站长推荐参加县教委办公室的招聘笔试，没考上，我也不在意。只是多年后，从县教委办公室副主任下派为乡镇教育站长的车雄兵成为我的上级，他说我当年笔试是第一名，但领导说我太黑了，不适宜在办公室，而用了黎治斌、吴琳等相貌英俊的教师。我很是吃惊，但表示能理解，毕竟我除了黑，还近视，还龅牙，就是放在清代参加“大挑”，也当被喝“潘广先起去”。可惜，我没有阎敬铭那样的志气，终究是“毕生教读，穷愁一世”。
被“大挑一等”的潘德舆虽然认为“当知县可以救世，不可不为”，但终于“以科目资浅截留”未赴任，而是继续其教读生涯，二年后（1839年）55岁时病逝。潘德舆“性至孝”，十一岁时，母去世，他日夜思念，“哭不绝声”，其后父又“患咯血”症，病卧床榻，延医熬药，饮食汤水，均由其操持。
潘德舆在京应试期间被达官贵人邀请授馆，得以结识当时文坛名流张际亮、姚莹等，一起“议论追逐，以求文章之真”。潘德舆提出读书人作文章应以“挽回世运”为宗旨，以为“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实不外一‘利’字"’，即天下的祸害在于官吏多而坑害百姓，尤其在为官者墨守成例不思进取，其实质在于官吏追逐金钱，贪赃枉法。
今日周三，逢着值日+陪寝，下午又逢着九年级体育中考（如清代的大挑吗？）。受去年底“阳”情波及，必选的跑步被取消了而直接赋满分，另一必选项目是立定跳远，自选项目有排球垫球、篮球运球，二选一。体育老师说，篮球运球好及格，但就是教篮球的老师也难得满分，所以绝大部分学生选了排球垫球。考试官都是外来的年轻人，自带笔记本电脑，当场摄像，电脑判分，且当场打印结果给考生，考试结果并不经留县教育局，这可比去年的考试又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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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