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轮到我和校团委书记罗明值日。6点半前到学校，13次查堂，组织课间操，早中晚三回组织就餐，下晚自习后组织路队护送，21点后查寝，夜里陪寝。一天下来，最辛苦的就是我的双脚了。所幸，教学秩序、卫生、纪律、安全等都正常，没有偶发事件，也没有突发事件。安然无恙，这可能就是生活最适宜的样子吧。
党总支群里，负责人发了鄂爱卫会2021年1号文件《省爱卫会关于确认（命名）2020年省级卫生城市（县城、乡镇）和除四害先进城区的决定》，附件1是《2020年度命名的湖北省卫生县城名单（1个）》，赫然是通城县。这意味着，从去年到今年县城全体党员教师同参与的每周洁城行动，终于有了一个好结果！更上层楼，更加艰难。
1927年秋，从湖南到上海又到北京的文学女青年丁玲，把自己的处女作《梦珂》投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对这素不相识的作者的自投稿件慧眼独具，马上发表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十二号，并且给以创作第一篇的重要地位。深受鼓舞的丁玲陆续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小说月报》还是一次次在“头版头条”发表。这开创了《小说月报》从未有过的先例，恐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有的美谈。1979年5月26日下午，经历了在北大荒劳改、在京郊坐监、在长治“遣送”重重磨难之后的丁玲，突然敲响了北京叶宅的大门。75岁的丁玲和85岁的叶圣陶蓦然聚首，执手无言。半晌，丁玲才几分幽默几分辛酸地说道：“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
1928年，叶圣陶决定在《小说月报》连载巴金的处女作《灭亡》。这一发表，也就决定了巴金终身从事的事业。1981年7月25日，“五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巴金在致《十月》编辑同志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说，“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我爱上文学并坚持书写超过30年了，也遇到过“叶圣陶”这样的“编辑”，比如原通城报社的总编刘亚敏先生、原南鄂晚报总编饶敏女士、咸宁日报的刘晖女士、香城都市报的刘玉关女士、作家林编辑姚远芳、中国教师报编辑部主任王琰女士等，而给我帮助最多、影响最深的则是通城县作协主席何成林先生。
人这一生不管如何努力，也是做不成多少事儿的，但若有人认可、鼓励和提携，也许就能做成一两件吧？或者做得顺利、顺畅一些吧？
《中国校园文学》执行主编朱零的身份是诗人，前不久出版了散文集《约等于零》。朱零谈到布罗茨基是他很喜欢的一位诗人，前两年布罗茨基有本书名叫《小于一》的随笔集在国内比较火。《约等于零》字面上是在和《小于一》碰瓷，内心里则是在向布罗茨基致敬。
朱零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书名《约等于零》的含义：“首先是跟我的名字‘朱零’的‘零’能扯上关系，“约等于零”，其实就是我的人生态度，无欲无求，怎么着都行。说好听点是豁达，说不好听点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多大能耐，所以不愿意折腾，生活上过得去就行，工作上也是，把分内活干好就行，从不觊觎别人碗里吃什么。”
朱零认为，“对有些人来说，他的居住地就是他写作的中心和源泉，一辈子写他的家乡、亲人、历史的探究和挖掘：一棵树的来历、一座庙的传说，等等，源源不断，他也乐于深陷在家乡的柔情蜜意中。”鸟儿可能就是“有些人”之一。迟子建在《群山之巅·后记》里写道：“生活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文学也不是上帝的诗篇，而可能是上帝的眼泪——睿智、慈悲、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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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