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仅供参考（一） - laolu的网络日记本

作者日记本：《凡人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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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日

阴天

星期四

此文仅供参考（一）

作者/laolu

  我本来想坐永辉的专车（专门接送顾客去永辉超市采购的），原来是早晨九点准时发车，大约十一点返回我们小区，我曾经去过一次来回很方便，超市里商品也很多。但是最近两次发现九点没有专车啦？后来我才改乘六十九路到了六广门“星力打折超市”买回来不少东西花了九十七元。但有些东西太贵（百合都一百多一斤）就没买。今天还是没赶上永辉专车，只好又去了大营坡，我先到重庆来贵阳推销滞销产品的（多数为半价），我还是买了三十五元的小商品。后来又到对门的年或市场买了三十五元一斤的“百合”（人工栽培百合），野生的要五六十元呐。还买了山药片（15元一斤半）我又买了半斤葛根片。还买了一斤云南大板栗。回到家也过了十二点钟。这半天功夫只是两家银行（养老金未到账、水电费还没扣）没办成。
  后来，看到老谢发来的《蒯大富二三事》我还感兴趣，我是想了解一下这所谓当时文革时期的“五大领袖”如今（当下）的情况？当然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看看也无妨！因此我转帖一下面：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64级的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中闻名遐迩的红卫兵司令，是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人称“蒯司令”。
　　我是四川大学62级的学生，也是一个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他太伟大了，伟大得不食人间烟火，是一尊神。第二个就是蒯大富。我们红卫兵那时是把毛泽东当作神来崇拜，他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对蒯大富，则是作为“英雄”来崇拜，仿佛人世间没有蒯大富不敢造反的事，没有蒯大富不敢批斗的人。当时，毛泽东的话不叫人话，叫“最高指示”；林彪、江青的话更不叫人话，叫“次高指示”，而蒯大富的一言半语，无论是真是假，我们都当成“金科玉律”来传达，十分鼓舞人心。蒯大富有几件事既传奇，又非常轰动。
　　第一件事是他率领清华大学学生造了中央工作组的反，把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赶出了学校，这给全国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组开了一个头，起了示范、鼓动作用。
　　第二件事是他敢于同薄一波公开辩论，揪斗薄一波以及清华大学一大帮“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件事更为轰动，他敢于第一个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了揪斗刘少奇一线指挥部，任“总指挥”。
　　第四件事是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七次以上接见过他。他同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的人时常会面，不一般地亲热。蒯大富与当时中央首长的照片经常在《人民日报》等报上刊出，叫我们惊羡得瞠目结舌。
　　第五件事是“四人帮”垮台后，蒯大富被抓起来，判了18年刑，关在秦城监狱。
　　人的一生中，能有一件事轰动全国也殊为不易，蒯大富如此传奇，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在红卫兵学生中，影响很大。
　　听说蒯大富出狱后到了深圳，开了一家公司，发了财，还讨得一个如花似玉比他小十多岁的老婆。出于好奇心，也想深入了解一些文革中的事，我想见见蒯大富。他算是一个知名人物吧，而我则是一个小人物。
　　二
　　我有一个朋友，叫祁念曾。北京大学中文系63级学生，即68届毕业生。他当过陕西日报的总编辑，后调入深圳商报，任新闻研究室主任。老祁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在深圳商报社人缘很好。他同刘白羽、贺敬之等人很熟识，同吴桂贤大姐亦很有交往。他看人看事，总往好处看，往好处想，不说过头话，不做过激事。因为同为北大中文系学生，他叫我作“师兄”。又常在出版业协会碰面，他是该协会的顾问，我是一本杂志的主编，相交日久，互相信任。听说他与蒯大富很熟识，我请他引荐，想见一见蒯司令。
　　通过老祁引荐，蒯大富同意见面。约好由我作东，几个人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大概是2006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约好在特区报社附近的一家湘菜馆的一个包间里共进晚餐。
　　赴晚餐的一共五人：蒯大富和他的一个女朋友，祁念曾和我，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79级的研究生，是低我一届的师弟，当时在深圳大学作教授。
　　三
　　酒过三巡，谈到一些杂事。我问蒯大富，听说你到深圳来，当时当市长的李子彬是你的同学，是他帮了你，也听说你办了一个公司，发了大财，是深圳成功的男士。
　　蒯大富说，的确是李子彬市长帮了他，帮他解决了许多困难，搞了一个灯具照明小公司，业务上也支持。但李子彬市长跟他有“约法三章”：只准蒯大富搞经济，不准搞政治，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谈文化大革命。他承诺了，也遵守了。“说老实话，我现在只对赚钱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 蒯司令如是说。
　　说到“深圳成功男士”，蒯大富说，他还差得远呢。蒯大富问我，你知道深圳成功男士的标准吗？“豪宅两处，靓车一部，老婆一正一副，情人无数，存款要上七位数。”这是街谈巷议拟定的基本标准。蒯大富笑着进一步解释道，靓车是指奔驰宝马级别的；豪宅至少要五房以上的，老婆一正一副是指包二奶，存款七位数是扣去房车之外的流动资金，以此标准衡量，他算不上深圳成功男士。
　　祁念曾不断地夸我对朋友很“仗义”，说我“有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过监狱，是个“过来人”。蒯大富不肯谈及文化大革命，他有“约法三章”，谈政治问题有所顾虑。老祁夸我的目的是要蒯大富信任我，有利于我提几个问题。
　　四
　　终于谈到文化大革命。我对蒯大富说，直话直说，我这个人不说假话，有几件事想不明白，传言多误，想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蒯大富文革初率先反工作组，反王光美，是自发行为还是受人唆使？
　　蒯大富说，的确是自发行为。当时被逼上梁山了。文革初，学生受中央“5.16通知”鼓舞，有些造反行为，但并不太过分。工作组一进校，立即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首要的一个人就是他蒯大富。他想不通，自己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从幼儿园起受的教育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我实在没有反革命动机呀，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蒯大富颇有冤屈的说。没路可走了，反正已是“反革命”，干脆同工作组干个鱼死网破。后来毛主席表态支持学生，工作组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我一夜之间就成了“红人”，当了司令。
　　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学生，竟敢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我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想也不敢想这个问题。难道这也是自发行为？我很怀疑。
　　蒯大富一开始似不愿谈这个问题，似有难言之隐。最后他才说，文革后期，许多老干部也问过这个问题，对这件事颇多怀疑，按常理说，这不是一个学生可能有的行为。老实说，不是自发行为，是毛主席暗示去干的，是江青叫我成立揪刘一线指挥部的。从那时起，蒯司令头脑也发热发胀了。
　　第三个问题：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后来情况如何？许多传言，许多版本，包括说蒯大富被枪杀了。
　　没那么严重。五大学生领袖都被抓了，都判了十八年徒刑，是经过法院审理，公开宣判的。从法律上讲，合乎程序。北大聂元梓、北师大谭厚兰死在监狱了，我和北航韩爱晶活下来了。听说韩爱晶也在深圳，此人很有头脑，你可以去看看他。王大宾情况不太了解。
　　既然合乎程序，你有辩护律师吗？
　　开始让蒯大富找一个辩护律师，蒯大富拒绝了。后来指派了一个，蒯大富也拒绝了。他自己替自己在法庭上慷慨陈辞。
　　他说自己没有犯罪动机，他说他当初不知道毛主席本人搞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他说5.16通知是中央文件，与会人员是举了手签了字的，他不过是执行了中央文件，他说，当时江青、林彪是中央领导，谁知道他们是坏人呢？文化大革命是搞错了，国家损失太大，但这个责任该红卫兵来承担么？
　　然而，蒯大富的辩护没有作用，他照样被判了十八年，投进监狱。
　　难道中央就没有一个人替红卫兵说话么？
　　蒯大富说，有，还不少。据说陈云就不赞同拿学生开刀。华国锋、汪东兴也不赞同。但力量太小。对红卫兵，对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恨之入骨的人太多，力量太大。他们说，五大领袖不判刑，不是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么？那么多老干部死的死，伤的伤，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么？他们逼邓小平表态。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清华大学跳楼摔断了脊柱，终身残废，邓小平作为父亲，心也难平。这件事不是蒯大富所为，但他也有责任。罪有应得，因果报应，看来是不假的。蒯大富颇为自责，无论怎么说，他也脱不了干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