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头号智者的诸葛亮不仅选择人主与众不同，而且在完善用人之道方面也颇有建树。综观诸葛亮出山至病死的整个过程，虽然也有用人不当、处事有误的时候(比如说，未能谨记先主刘备的告诫，在关键时刻错用了言过其实的马谡，导致全军溃退、北伐受挫；又比如说，事必躬亲，巨细不分，以致在他死后，蜀汉一方人才匮乏，甚至出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尴尬局面)，但他在用人方面的经验仍然值得当今各级领导借鉴。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第一条是指，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点。人的许多行为都是观念的产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宗教徒，也无论是科学巨子还是军事间谍，都可以忍受奇耻大辱与不白之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场、观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人，决不可委以重任。因为这种人习惯于见风使舵，没有定性，最容易在关键场合、关键时刻损害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第二条是专门考察对方的机变或应变能力。自古用人的两大铁定法则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场上，除了有许多贪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庸官。贪官害国，庸官误事。在诸葛亮看来，在诸多智能因素中，应变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马谡那样的人，虽也有一些作为(如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之类，被诸葛亮采纳)，但毕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一切也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第三条是考察对方的见识。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让他思考相应的计策，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看他的见识是否独特。古往今来，官场之上的争斗是异常激烈的，这种争斗不仅包括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包括正邪、善恶之间的大冲突、大对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那些毫无计谋、遇事便束手无策的官员，即使有心向善，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也终究力不从心，无法左右大局。
四、“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第四条是考察对方的勇气。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还有一句话，叫做“邪不胜正”。缺乏勇气的官员，别说惩恶扬善，就连自身也难保，又怎能坦然面对乡亲父老的期盼眼神呢？诸葛亮在重用一个人之前，常常人为地创造一个逆境，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战而胜之。毛泽东同志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管怎么奋斗，都离不开一股闯劲、一股勇气。没有敢趟地雷险阵、敢跳万丈深渊的非凡勇气，一切都无从谈起。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第五条是向对方劝酒，待他醉后再观察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诸葛亮时代的文臣、武将常有因酒误事以致违法斩首的例子。另一方面，酒后吐真言。要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酒徒，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时候。真正的大丈夫，酒醉之后依然慷慨激昂，比如岳武穆“怒发冲冠”、“直捣黄龙”之类的神态言辞就是这样。而戴着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往往在酒醉之后将卑鄙无耻的灵魂暴露无遗。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第六条是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诱对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官、廉官，而非昏官、贪官。看人既得看关键时刻，也得看平时，两者缺一不可。有些官员不愿也不敢贪小钱，思想深处还是认为“不值得”。这种官员实际上也很危险，一旦他人贿赂一点“大钱”，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事实证明，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清官，反而会危害国家利益、损害政府威信、伤害百姓感情。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第七条是与对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说到做到，是否讲究信用。中国人信奉一点，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话不算数，就不值得别人信赖了。这一条虽然细小，实际上举一反三，也可以这样理解：关键要看一个人言行是否一致，说的是否想的，做的是否说的。诸葛亮的七条用人之道中，第一条就考察对方的观念、志向，最后一条则考察其行为、信用，这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人完全可能说假话，许多恶人、贪官可能比谁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狼心狗肺、无恶不作。所以，还得考察其做得如何。听其言，观其行，这才是高明之举。
诸葛亮的这七条用人之道，给我们各级领导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用人策略。一个正直、善良的官员，一个不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官员，在用人时一定要多方考察、反复考察。民主选举的制度理应逐步深化，因为“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但在现阶段，在“依法治国”还难以完全实现的今天，每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官员，都应本着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态度，选好官、用好官。在这里，我们应该向诸葛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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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