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二十八年(740)春，曾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的张九龄病卒于韶州曲江(广东韶关)家中。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年届六十二岁的张九龄拖着羸弱之躯，不远万里奔回家乡扫墓，却终于圆了叶落归根的心愿。
张九龄此次回乡扫墓并不是在他极盛时期，而是在被罢相二年多之后的荆州任上。可以想见，张九龄回乡扫墓之心是急迫的，也是压抑的。政治上不得意，仕途上受排挤，惟有回乡去祭奠自己的双亲，以纾解心中的忧郁和愤慨。张九龄如愿了，一生的功过是非在家乡的山水间划上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
张九龄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极盛时位居权臣，失意时贬为小吏。四十五岁那年，他受到宰相张说的器重，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可三年后，因张说罢相，张九龄亦被贬为太常少卿。又过了七年，在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才终于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开始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权臣生涯。可不料，仅仅当了三年宰相，张九龄就为奸相李林甫所谮而罢相，次年贬为荆州长史。而此时距他辞世也只有三年了。
在荆州的三年，张九龄对官宦生涯心灰意冷，没有作为，也不想有任何作为。即使想有作为，他又何能为之？于是，他游历山野，寄情词赋。但心中却始终有一股怀才不遇的郁闷和一种悯天悲己的愁怀。在《登郡城南楼》的诗中，他写道：“闭阁幸无事，登楼聊永日。”幸好官衙中无事可做，我只有每天登城楼去打发无聊的时光。此时的张九龄已完完全全是个闲淡的诗人。“衰颜忧更老，淑景望非春。”我的年纪大了，容貌更加衰老，青春的淑景不是我所敢望的了。三月三日，张九龄在登上荆州城西北的龙山后，禁不住发出如此感慨。是的，诗人老了，仕途也没了指望，前程渺茫，那颗曾经雄心勃勃的心怎甘寂寞。“东望何悠悠，西来昼夜流。岁月既如此，为心那不愁！”张九龄登上荆州南城垣，望着滚滚而逝的荆江，发出如此的感叹。昼夜而逝的江水似乎也流逝着诗人不泯的愁怀。后人在《新唐书》中也这样评介诗人：“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以文史自娱。”
在这期间，张九龄的诗文进入了一个活跃多产的阶段。他的十二首《感遇》诗以格调刚健著称，朴素遒劲，寄慨遥漫，表现了诗人遭贬谪后孤芳自赏、不求人知的情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远离朝庭，保持自己的素雅之心，洁身自好、进德修业，何需李林甫之流来赞誉、来攀折。诗人的耿耿之气沛然于目。“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在诗中，诗人自比海上孤鸿，既不想重返海面，更不愿留连池潢，而是要没入苍茫无际的太空。你们还想猎取我，伤害我，又怎么可能呢？诗人在此大义凛然，无私无畏，表现了对朝庭屑小们的鄙视。其实，在刚刚罢相后，诗人就在《归燕诗》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我已罢免了职权，再也不愿参加朝庭的权力倾轧，那些企图攫取高位的人不要再心怀忌恨了，不必猜忌我、中伤我，我要象归燕那样退隐。虽然诗人怀有归隐之心，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也不想同权相们妥协，更不谈同流合污。他在《感遇》中写道：“江南有甘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荆州地处江南，盛产橘树，曾被屈原推崇备至：“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同为南方人的张九龄也以橘自喻。经过贬谪，我仍然不顺从权贵，这并不是“地气暖”的缘故，而是因为我素有耐寒的本性和节操。至此，一个傲然于世，特立独行的铮铮之士让我们不由得充满了敬意。正如刘禹锡在《吊张曲江序》中所说：“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
功过是非，人间自有评说。张九龄在荆州所写的十二首《感遇》和其它一些凭吊荆楚风物的诗篇无不表明了其为人之风。唐玄宗后来终于醒悟，谥张九龄为“文献公”。每逢宰相荐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荆州人士当然更不会忘记张九龄。南宋时期的江陵知府张拭就将张九龄最喜爱登临的荆州南门城楼命名为“曲江楼”，以纪念这位先贤。
看来，张九龄把荆州当做生前的最后驿站应该是无悔的，而荆州由此多了一段佳话应该是有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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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4日：